1874年5月8日，牡丹社事件對臺灣主權的深層啟示
——從「無主地」的迷思到人民自決
黃春生牧師
1874年5月8日，一場牽動東亞國際秩序的事件——牡丹社事件。這場軍事衝突，是關於「誰擁有土地」、「誰有資格成為主體」的國際法與帝國權力辯證。今日回望此事件，我們不只是紀念歷史，更是在追問：當年的「番地為無主地」論述，究竟如何影響臺灣的主權思考？
事件背景：帝國、漂流者與原住民族的交會
事件導火線
1871年琉球船民在臺灣南部遇難，其中部分人被排灣族部落殺害。日本政府遂以「保護琉球人民」為名，於1874年出兵臺灣南部琅𤩝地區（恆春半島）。
此地早有少部分漢人開墾，但被大清帝國視為番界。
精心策劃的國際法操作
這場軍事行動並非單純的報復，而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國際法操作。日本藉機主張：臺灣南部「番地」並不屬於清國有效統治，因此可依國際法「先占」原則納入其勢力範圍。
有關當時使用「番」為專有名詞，並無對原住民歧視之意。
「無主地」論述：國際法的工具，還是帝國的掠奪？
當時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，在此扮演關鍵角色。他的立場前後矛盾，深刻揭示了19世紀國際法的深層問題。
擔任美國領事時
將排灣族各社描述為「瑯嶠十八社（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）」，彷彿一個具主權性質的政治體。
轉任日本顧問後
提出「番地為無主地」的論述，為日本出兵提供法理基礎，徹底否定原住民族的主權地位。
「文明標準」的雙重壓迫
在當時歐洲主導的國際法體系中，「有效統治」（effective occupation）與「文明標準」緊密相連。原住民族即使長期生活於該地，卻因未被承認為「文明國家」，其主權被否定。這種思維，正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法理。
「無主地」（terra nullius）並非事實判斷，而是一種話語權——當時原住民無文字，無法為自己發聲。
換言之，「無主地」的論述，是強權者以「文明」之名，對他者存在的系統性抹除。
清帝國的曖昧主權：無法治理，卻不放棄聲稱
更值得反思的是清帝國的角色。在牡丹社事件前後，清廷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。
1
事件之前
清廷將番界外地區視為「化外之地」，既無法治理，也不承認其為完整行政區域。這種「消極主權」策略，使其在國際法上難以主張有效統治。
2
1874年牡丹社事件
日本出兵臺灣南部，以「番地無主」為由主張先占權，對清廷的主權聲稱構成直接挑戰。
3
事件之後
清廷迅速設立恆春縣，將原住民族與漢人聚落納入行政體系，並以「宣化」、「德和」等名稱進行文化整編。
這種轉變，顯示國家並非沒有能力，而是直到外力壓迫才開始「看見」這片土地。這也揭露一個歷史現實：國家主權的主張，往往不是基於人民，而是基於權力競逐。
圖：〈臺灣南部之圖〉，李仙得繪製，約1873年刻板
日本立場的轉變：從「無主地」到「整體領土」
1874年——「無主地」論述
日本主張番地為無主地，以國際法「先占」原則為出兵臺灣南部提供法理依據，否認清國對番界的有效統治。
1895年——「整體領土」論述
馬關條約簽訂後，日本迅速改口，將「臺灣」解釋為包含平地與番地的整體領土，全面納入日本帝國版圖。
這種轉變說明，「無主地」論述從來不是原則，而是工具。當有利於擴張時使用，當取得主權後則立即放棄。這提醒我們：國際法若脫離正義與人民主體，很容易淪為強權的話術。
原住民族的沉默：歷史書寫的缺席與不正義
史料的不對稱
牡丹社事件留下的大量史料，幾乎全由外來者書寫——日本官員、清廷官僚、西方外交官。排灣族自身的觀點，幾乎完全缺席。
這種史料不對稱，不只是學術問題，更是倫理問題。因為當歷史只由勝利者書寫，加上當時原住民無文字，這就使得原本的土地擁有者，反而成為「無主」的存在。
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》（UNDRIP）強調：原住民族對其傳統土地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。這與19世紀「無主地」論述形成鮮明對比。
歷史書寫的權力問題
誰有資格書寫歷史？當原住民族因無文字而被排除在歷史敘事之外，「沉默」本身就成為一種系統性的不正義。
當代國際法的根本挑戰
從當代人權與國際法的發展來看，19世紀「文明標準」的論述已受到根本挑戰，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正式承認。
對今日臺灣主權的啟示：從帝國法理到人民自決
回顧牡丹社事件，我們可以得到三個重要啟示：
1
主權不應建立在否認他者之上
「無主地」的概念，本質上是否認原住民族的存在。今日談論臺灣主權，若忽略原住民族的歷史與權利，將重蹈覆轍。
2
國際法並非中立，而是歷史產物
19世紀的國際法服務於帝國擴張；21世紀的國際法，則逐漸轉向人權與住民自決。臺灣的未來，應建立在後者之上。
3
真正的主權來自人民，而非歷史遺緒
無論是清帝國、日本帝國，或戰後政權，皆曾以不同方式主張臺灣。但今日的核心議題是：臺灣的主權，應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決定。
讓歷史成為釋放，而非枷鎖
19世紀的帝國，用「沒有人」來掩蓋侵略；21世紀的責任，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說：「我們在這裡，並且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及主權。」
19世紀的帝國邏輯
「番地為無主地」的論述，不是土地真的沒有主人，而是原本的主人被排除在「人」的範疇之外。這種邏輯，使帝國得以在法律與道德上同時為侵略辯護。
任何以歷史敘事、血緣想像或文化優越為基礎，主張對他者土地擁有主權的論述，本質上都仍停留在19世紀帝國邏輯。
21世紀的文明轉變
進入21世紀，國際規範已經發生根本轉變。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現代國際法，逐步確立「人民自決」與「原住民族權利」為基本原則。土地不再是等待佔領的空白，而是承載歷史、文化與生命記憶的共同體空間。
主權的正當性，不再來自強權的宣稱，而來自人民的參與與同意。
對中共國主權主張的反思
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主權主張，長期建立在單一歷史敘事與國族統一的框架之上，卻忽略了當代最核心的問題：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，是否曾自由地表達其政治意志？
沉默本身即是否定
若沒有人民自由表達意志的前提，再多的歷史論證，都難以構成現代意義上的正當性。在21世紀，「沒有被允許說話」本身，就已經是對主權主張的否定。
現代文明的核心責任
任何無視人民意志的主權宣稱，都是對現代文明的背離；任何以強權壓制多元聲音的統一論述，都帶有前現代帝國的殘影。
我們必須清楚指出：真正的主權正當性，來自人民的自由意志與共同參與——這是21世紀國際社會對所有主權主張的根本要求。